回顾毛泽东主义和全球左派

Kevin B. Anderson

Summary:
作为对 Julia Lovell的书评,首次刊登在 New Politics XVIII:2, Winter 2021

English here.

凯文·B·安德森

与近一个世纪以来对斯大林主义的争论相比,国际左派从未接受过毛泽东主义,尤
其是其全球影响。对斯大林主义的幻灭是以国际政治中明确的、实际上是悲剧性的日期为
标志的:1939年启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希特勒-斯大林条约,1956年对匈牙利革命的镇压,
1968年对布拉格之春的粉碎。这些事件在本刊和其他地方都有完善的资料,有时也有争
论。对于毛泽东主义,以下日期也标志着全球左翼的悲剧性事件,但它们没有得到应有的
关注:1965年印尼毛主义共产党被军方在CIA帮助下的残酷镇压瓦解;1971-1974年中国与
美帝国主义和解。 1971-1972年,在尼克松对越南进行地毯式轰炸并开始竞选连任的时候,
柬埔寨毛泽东主义红色高棉发动的内部屠杀,或者毛泽东在1975-1976年向南非和蒙博托的
扎伊尔倾斜,反对非洲革命者。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受毛泽东影响的事件发生在全球南方而
不是西欧和中欧,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相对缺乏关注的原因。但这并不是今天继续这种
边缘化的理由。

毛泽东主义在 1960 年代成为美国黑豹党,民主社会学生,一些非洲革命者和民族主
义者以及法国极左派等人的吸引力所在。 许多人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视为有色人种成功进
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物。 如今它逐渐失去了作为一种国际现象的光彩。它的到来与其说
是一声巨响,不如说是一声呜咽,没有像 1939 年、1956 年和 1968 年那样引发激烈的辩
论。没有明确的清算这一事实有助于毛泽东主义的意识形态影响持续到今天,而且往往是
间接的。

一个被毛泽东思想影响的例子可以在许多学术领域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中
找到。 这些理论推动了对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上层建筑的关注,尤其是其文化和意识
形态层面。在这里,与毛泽东主义的关联性不仅仅在于一些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相关
的知识分子如路易·阿尔都塞、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等人早期受到毛泽东主义的影
响。 他们与毛泽东主义的密切关系还体现在一个无可争辩的理论观点,即毛泽东主义思想
试图用上层建筑取代结构,最著名的例子是文化大革命。

 

第二个例子是毛泽东主义的极端自愿主义,从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或 “美帝国主
义是纸老虎 “这样的口号到革命政治领域的冒险主义或更坏的情况: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波
尔布特的柬埔寨。虽然今天剩下的活动家中除了印度的纳萨尔派、尼泊尔的毛主义政党和
菲律宾共产党等团体很少有人认同毛泽东主义。但在极左翼政治运动和无政府主义下,毛
泽东主义自愿精神以更微妙和间接的方式持续存在。这种连续性使朱莉娅洛弗尔的精彩著
作对左派很重要,且并不局限于历史价值。

虽然有无数关于国际共产主义的历史集中在20世纪20年代以来与斯大林主义有关的
政党、团体和知识分子,但洛弗尔的书作为第一部关于毛主义作为一种全球现象的全面历
史,填补了一个重要的空白。它是档案研究、参与者访谈以及对以前的学术研究进行仔细综
合的产物。洛夫尔不属于激进的左派,而是一个学术性的历史学家,但他的书对我们来说是
最重要的。而且她的一些发现是令人大开眼界的。

其中之一是关于埃德加-斯诺在1937年长征刚刚结束时对毛泽东主义的混乱描述,即
《红星照耀中国》的酝酿过程。洛弗尔表明,斯诺的书是由毛泽东和其他党内官员编排和密
切编辑的。”斯诺对译者对毛泽东话语的英文记录 “被翻译成中文,由毛泽东纠正,然后再
翻译成英文”(76)。随着该书的进展,党的代表继续塑造它的叙述:”当斯诺在1936年冬天努
力将笔记变成稿件时,他的受访者继续给他送来大量的修改意见:告诉他删除任何对共产
国际政策的异议,删除对不受欢迎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任何赞美,淡化对政治敌人变成盟友
的批评,高谈抗日爱国主义”(76-77)。这是全球左派对毛泽东主义的第一次浪漫化,但不是
最后一次。

洛夫尔阐述的另一个关键时刻是1965年军队及其伊斯兰盟友在中央情报局的大力协
助下对50万印度尼西亚左派和疑似左派的屠杀。这是怎么发生的?1960年代初,人们普遍
知道,毛泽东与左倾民族主义者苏加诺结成联盟,苏加诺是1954年 “不结盟 “国家万隆会议
的发起人。万隆会议有中国代表参加,但没有苏联代表参加,是第三世界诞生的一个重要标
志。左派也普遍认为,规模庞大、合法的印尼共产党(PKI)在中苏分裂后成为中国在世界共
产党中的最大盟友,在1965-1966年的镇压中措手不及。印尼当时也被独立的革命左派视为
毛主义作为国际运动的最大败笔,他们指出,印尼共产党的行为与亲莫斯科的共产党并无
本质区别,它在没有建立起足够的独立政治或军事能力的情况下,机会主义地与民族主义
独裁者靠拢。但事实证明,情况更为复杂,对毛泽东的打击也更大

导致PKI领导的失败叛乱的事件以及随后发生的残酷镇压长期以来一直被笼罩在秘
密之中。鉴于中国政权对其自身历史的压制,洛弗尔并没有成功地完全破解这一秘密。尽管
如此,她还是收集了足够的证据,证实了印尼左派的失败与PKI领导层的失败一样,都是由
毛泽东一手造成的,而PKI的灾难性误判则是受到了毛泽东自己的自愿主义的影响。为了证
明这一点,Lovell复制了1965年8月毛泽东与PKI领导人D.N. Aidit的谈话版本,其中毛泽东
呼吁Aidit对保守的军队领导人 “迅速采取行动”,当时苏加诺的健康状况不佳,PKI与他的
联盟处于危险之中(178)。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毛泽东就像斯大林在希特勒上台时不允许德
国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结盟的决定一样,做出了战略性的误判。尽管如此,毛泽东主义
对PKI的意识形态影响也是同样有害的。

正如洛弗尔所说,她暗指毛泽东通过“人民公社”改造中国农村的灾难性努力,导致
了 1950 年代后期的大规模饥荒。“在大跃进的自愿主义风格中,艾迪特开始避开那种在
1950年期间谨慎和耐心的动员,开始支持强调毛泽东主义的高度强调的“精神、决心和热
情”的声明”(168)。虽然艾迪特谈到组织一支准军事部队来对抗正规军,苏加诺也这样做了
,并且中国承诺提供大量军备,但即使在PKI反对军队的言论不断升级的情况下,实际上也
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然后,在 1965 年 9 月 30 日,印共在明显的中国鼓励下采取行动,
试图瓦解军方领导层的力量。他们杀死了一些军队中的领导层,但由于缺乏街头或军队内
部的支持,特别是在生病的苏加诺拒绝加入他们的事业之后,行动很快适得其反。所有这一
切都使剩余的印尼将军们得以策划了历史上最大的政治屠杀之一,并建立了一个保守的、
反劳工的政权,该政权以修改后的形式在一个更民主的政体中继续存在。

洛弗尔的第二个启示涉及毛泽东与波尔布特的关系,以及有时被称为柬埔寨的种族
灭绝。当时多达 200 万人(占人口的四分之一)在 1975 年至 1979 年期间死于饥饿、过度劳
累和处决。 尼克松于 1970 年将美国在越南的战争扩展到柬埔寨,导致大规模爆炸事件造
成大量平民死亡。 由于农民逃离了红色高棉–基本上是柬埔寨共产党–所在的农村地区的
炸弹雨,城市的人口膨胀,使饥荒成为现实。

当美国的战争在1975年崩溃时,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掌权,进入首都金边,在枪口下
疏散了几乎所有人口。这是受 “大跃进 “等毛泽东主义计划的启发而实施的一个疯狂计划的
一部分,该计划旨在清空城市,在农村建立 “社会主义”,其基础是急剧增加工作日和最低
限度的食品补贴。1979年,这一切都随着越南入侵崩溃了。越南推翻了红色高棉,并建立了
一个更合理的斯大林主义版本,更接近于它所结盟的苏联版本。
虽然红色高棉受到毛泽东主义的启发这一事实几十年来一直为人所知,但洛弗尔却为它加
上了一个点。”城市的疏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乡村化的一个极端版本。食堂的建立和家庭用
餐的废除复制了大跃进时期的集体化”(255)。

此外,她表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对波尔布特政权深信不疑,向其提供了北京有史以
来提供的最大援助、10 亿美元的赠款和无息贷款。就连当局强加的睡衣式制服的黑布也是
从中国进口的。 1975 年,红色高棉上台后不久,他们在枪口下完全撤离了城市后,最高领
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私下会见了毛泽东。据报道,在他们的谈话中,毛说:“我们赞成
你!你的许多经验都比我们的好,”波尔布特回答说,“毛主席的工作领导了我们全党”(241
)。年老体弱的毛泽东,只剩下一年的寿命,似乎对被迫取消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感
到挫败。他还表示,“我们想做但无法做到的事情,你正在实现”(241)。三年后,波尔布特
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但暗示他甚至超过了毛:“毛泽东停止了他的文革,但我们每天都在进
行文革”(259)。

许多左翼,尤其是法国的知识分子,曾经将毛泽东主义视为俄罗斯斯大林主义更激
进和反官僚主义的替代品;但在见证红色高棉政权的恐怖之后猛然觉醒。福柯和其他人现
在不仅远离毛泽东主义,而且完全远离马克思主义。 在这个时代,巴黎新哲学家们以“极
权主义”为目标,以至于他们无法支持像尼加拉瓜桑地诺革命这样真正的左翼运动,同时从
才华横溢但非常右翼的俄罗斯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那里获得灵感。 所有这些都铸就
在法国引入类似新保守主义的东西。

关于非洲的章节记录了毛泽东主义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支持非洲民族主义者和革命
者的非凡而持续的承诺,几乎总是与苏联竞争。中国通过朱利叶斯-尼雷尔的坦桑尼亚获得
了大量支持,坦桑尼亚是在第一波独立运动中获得解放的少数几个非洲国家之一,它既避
免了右翼军事强人统治(刚果-金沙萨[Zaire],加纳),也避免了表面上的左翼独裁统治(刚
果-布拉柴维尔,几内亚)。尼雷尔支持ujamaa(一种农村社会主义形式),并作为与南非种
族隔离斗争中非洲主要 “前线 “国家的领导人支持南部非洲的解放运动,得到了大量的中国
援助。罗伯特-穆加贝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公开的马克思主义革命
党,后来建立了一个残酷的左翼独裁政权。洛弗尔强调了这些关系,并为毛泽东对非洲的
政策描绘了一幅比其他地区更积极的画像。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像1975年以中国人的巨
大代价建成的坦赞铁路,通过建立一条穿越坦桑尼亚的铁路线,使赞比亚的铜矿摆脱了对
南非的经济依赖。

但洛弗尔完全忽视了毛泽东时代中国在非洲最大的败笔,它在全球左翼中的声誉几
乎与红色高棉政权的恐怖一样严重。这是 1975 年的安哥拉战争,当时这个矿产丰富的南部
非洲国家正从葡萄牙殖民主义中解脱出来。多年来,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成为该
国非洲解放运动中最左翼和最根深蒂固的运动。但由于 MPLA 得到了苏联的支持,中国从
1960 年代开始支持更右翼的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UNITA),该联盟立足于蒙博托的扎
伊尔。蒙博托是非洲最反动和盗贼统治的统治者之一,他通过策划暗杀著名的非洲解放领
袖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上台。葡萄牙于 1975 年开始撤出安哥拉及其其他殖
民地,1974 年经历了自己的左翼革命,推翻了自 1920 年代以来掌权的法西斯政权。由于
与非洲革命者的接触而使自己变得激进的葡萄牙革命军官试图将权力移交给 MPLA。

这时,安盟(和另一个较小的右翼民族主义团体)进行了权力争夺,不仅得到了蒙博
托和美国的支持,也得到了种族隔离的南非的支持,南非向安哥拉南部派遣了军队。这使
中国与南非站在了同一阵线。当安盟、扎伊尔和南非在苏联援助下派出的约36,000名古巴
军队手中遭受屈辱的失败时,这种屈辱也是中国的,因为毛泽东现在发现自己作为南非的
盟友暴露在世界面前。对于那些对非洲和第三世界的解放有着最坚定承诺的左派来说,中
国对安哥拉的非洲解放运动的背叛成为一个不归路。可悲的是,在随后与美国资助的安盟
进行的几十年漫长内战中变得更加强硬的安哥拉人民解放军政权,最终演变成了一个专制
和贪污的国家。尽管如此,毛泽东对与南非结盟的势力的支持在许多左翼团体,特别是那些
参与黑人解放的部门对毛泽东主义的幻灭中起了作用。对一些人来说,这导致了对马克思
主义的幻想破灭。

毫不奇怪,洛弗尔作为一个研究中国的学者,在分析毛泽东主义对印度尼西亚或柬
埔寨等周边国家的影响时比在讨论非洲时更加准确。尽管如此,她仍应受到赞扬,因为她首
次将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全球项目来写。总的来说,这是一部具有深刻学术研究和谨慎判
断的作品。它包含了大量的材料,如果我们要避免过去的可怕错误,21世纪的左派就必须考
虑。考虑到毛泽东主义–或者至少是与之相似或衍生的理论和政治模式–今天仍然存在。从
某些形式的学术激进主义到左翼活动家的某些倾向,这本书也对我们今天有意义,如果人
们能够以一种宽广的心态来阅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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